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奥地利】卡夫卡
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我与生俱来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我用这种弱点（从这一点上说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将我们时代的消极的东西狠狠地吸收进来；这个时代与我非常贴近，我从未与之斗争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倒有资格代表它。对于这个时代的那微不足道的积极东西，以及对于那成为另一极端、反而变成积极的消极事物，我一份遗产也没有。
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2月4日。长时间躺着，睡不着，斗争意识产生。
在一个谎言的世界里，谎言不会被其对立面赶出这个世界，而只有通过一个真理的世界才会被赶走。
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
受难只是在这里是受难。这并不是说，在这儿受难的人在其他地方地位会提高，而是说，这个世界里叫做受难的，在另一个世界里情况不变，只是没有了它的对立面：极乐。
在同学中我是笨的，但不是最笨的。有些老师经常对我父亲和我说的却是最后一点，但他们这么说仅仅是出自许多人的狂想，这些人认为要是敢于作出如此极端的判断，他们便占有了半个世界。
但人们普遍地真的认为我是笨的，他们拿得出有力的证据。假如有一个陌生人一开始对我印象不坏，并把这种印象告诉别人的话，那么他就会从人家向他提供的这种证据中得到教训。
为此我经常生气，有时也哭泣。这是我在时代的潮流中感到不安和对未来的潮流感到失望的唯一时刻。当然不安的失望那时只是理论上的，只要投入一项工作，我的心就安稳了，失望就消失了，简直像一个从幕后奔上舞台的演员，在离舞台中心很远的地方停顿了片刻，双手举在额前，而这时激情（这马上就会成为必要的）在他心中不断高涨起来，尽管他眯着眼睛咬破嘴唇，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激情。半消半留的不安感推起了正在上升的激情，激情又增强着不安感。一种新的不安不可遏制地形成了，包围着二者，也包围了我们。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并有义务发挥其独特性，但是他必须喜欢他的独特性。就我所知，人们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在努力消除人的独特性。这样会减轻教育工作的负担，但也会减轻孩子们生活的分量。
当然在这之前，孩子们还得被迫经历痛苦，比如说，当一个孩子晚上正在读一篇扣人心弦的小说时，一种单单针对他的训诫不可能使他明白他必须中断读书去睡觉的道理。假如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我说：时间太晚了，眼睛会看坏的，明天早晨会睡过头，很晚也起不来，这个蠢故事是不值得这么读的。这样我虽然不会明确表示反对，但我之所以不表示反对，也仅仅是因为这一切训诫连值得考虑的边儿都没达到。因为一切都是无限的或者是不确定的，所以也等于是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太晚的问题；我的视力是无限的，因此不会看坏；甚至夜也是无限的，因此不必担心早上起床的问题；而我对书不是根据蠢或者聪明来区分的，而是根据它是不是吸引我，而这一本是吸引我的。
当然我那时不会这么说，结果是：我讨厌去请求允许我继续读下去，而决定在不允许的情况下我行我素。这是我的独特性。
人们用关掉煤气灯而让我待在黑暗中的举动压制了我的独特性；人们解释说：大家都睡了，所以你也必须睡去。看到这种情况，我也只能照办了，尽管这对于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
谁都不像孩子们有那么多改革愿望。尽管这种压制从某些方面看并不算错，但这件事像其他任何类似的情况一样，化成了激励的力量，强调这种情况的普遍性并不能磨钝这种力量。从而我相信，正是在那个晚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读书了。当时，对我来说用所谓普遍现象的说法并不能驳倒这一点。当我看到人们不相信我对读书具有不可克服的欲望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只是渐渐地，在很久以后，也许已经在这种欲望减弱了的时候，我才认为许多人也曾有过同样的读书欲，但都被自己克服了。不过当时我只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悲伤地去睡觉，憎恨开始滋长起来。这憎恨决定了我在家庭中的生活，从某一方面讲，它从此成了我一生的基调。
禁止读书虽然只是一个例子，但它是一个颇具的例子，因为其影响是很深的。人们不承认我的独特性，但由于我感觉到它的存在，所以我在这方面总是十分敏感和警惕，于是在他们对我的这种态度中看到了一种最后的判决。
既然人们对我这种外露的独特性都作了判决，那么我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的命运就更糟糕了；我掩藏着它们，因为我自己认识到其中有些微不合理之处。比如我有时没有准备第二天的功课，晚上就读起书来。这作为对义务的耽误恐怕是很不好的，但不应就此对我作出绝对的批评，而应作有分析的批评。作有分析的批评时应该看到，这种忽视义务并不比长时间的阅读糟糕，特别是由于我对学校和对权威的畏惧使这种忽视义务的行动本身大受限制。
由于读书而没有准备的某些作业，第二天一早或者在学校里我会利用当时很好的记忆力很快补上。问题是，我长时间读书的独特性所遭到的判决，现在通过我自己的手段延伸到那掩藏着的忽视义务的独特性上去了，结果使我的心情压抑不堪。那情形就好像某个人用一根鞭子打人，但不把人打痛，只是碰一碰以示警告，而他自己却把鞭子解开，把一个个尖头对准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刺进其内心并挠动，而那只陌生的手还一直静静地握着鞭柄。
如果说，即便在那时我还没有这么厉害地惩罚过自己，那么无论如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从我的独特性中从来没有引出那种真实的好处：最后能具备持续的自信心。
显示独特性的后果反而是：要么我恨压制者，要么我把这独特性视为乌有。这两种后果从自欺欺人的角度看也联系得起来。但是我如果那时只掩藏着一种独特性，那么后果是：我恨我自己或者恨我的命运，把我自己看成坏种或者可诅咒的人。
多年来，这两类独特性的关系表面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越走近为我敞开的生活之门，那些外露的独特性就越增加。但这并没有使我得到解脱，那些掩藏着的独特性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通过细致的观察可以发现：人们是永远不可能坦白一切的，甚至往昔那些看上去似乎彻底坦白出来的事情，后来也显示出还有根子留在内心深处。
即使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几乎不间断地进行着的松懈整个心灵结构的行动中，只要出现一种暗藏的独特性就足以深深地震撼我，使我到处都抓不住可以靠一靠的东西，使一切适应环境的努力付诸东流。即使我什么秘密也不保留，把一切都抛得远远的，从而得以干净清爽地位于世间，过去的混乱也马上会重新回到我的胸中，塞满我的心胸；照我的看法，那些秘密必须不能完全被认识清楚、被正确地评价，因而通过普遍化的方式又回到我的身上来，重新占据我的心灵。
这不是错觉，而只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至少活着的人谁也摆脱不了它。比如说，有一个人向他的朋友承认他是吝啬的，那么他在此刻，在这个他寄托了评判权的朋友面前，似乎就从吝啬中解脱出来了。此刻这个朋友将采取什么态度也是无所谓的，不管他否认这种吝啬的存在也好，或者建议怎么摆脱吝啬也好，或者甚至为吝啬辩护也好，甚至即使这个朋友由于他这一坦白而宣布结束与他的友谊也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倒是，这人也许并不是作为悔过者，但作为诚实的罪人向公众说出了他的秘密，并希望通过此举能重新夺回那美好的——这是最重要的——自由的童年时代。
但他夺得的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愚蠢和以后长期的痛苦。因为在吝啬和朋友之间，在桌子上的某个地方放着钱，这吝啬必须把钱搂过来，而且伸出手去的动作越来越快，在半道上那坦白的作用固然越来越弱，但还不失为一种解脱；在半道以后就不然了，情况就会反过来，那坦白就仅仅照亮着那只向前伸动着的手。坦白的作用只有在行动前或行动后才能可能是有效的。行动本身不允许任何东西与它并存，对于那只正搂钱的手是没有言语或悔过可以解脱的。要么必须把这行动，即把那只手消灭掉，要么必须处在吝啬中……
强调独特性——绝望。
我从不知道常规是什么样的。
我在斗争，没人知道这一点。有些人有所感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履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看到我精神有些不集中，但不是很严重。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甚于他人；大多数人都像在睡眠状态中斗争，他们好像在梦中挥动着手，想要赶走一种现象似的。我却是挺身而出，深思熟虑地使用我的一切力量来斗争。
为什么我要从这些吵吵嚷嚷而在这方面却是战战兢兢的寂静的人群中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要把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身上来呢？为什么我的名字上了敌人的第一份名单呢？我不知道，另一种生活对我来说似乎没有生活的价值。战争史书上把这样的人称为具有士兵天性的人。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并不希望胜利，我在斗争中感到快乐，并非因为它是斗争，使我快乐的唯一理由是有事可干。
作为这样的斗争，它所带给我的快乐显然比我实际上所能享受到的要多，比我所能赠予的要多，也许将来我不是毁灭于这种斗争，而是毁灭于这种快乐。
叶廷芳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