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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夏日》:论一个陀粉的自我修养

山见鹿:

首先一句话概括这本书:这是一本以想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1867年离开彼得堡的行程为主线,杂糅进陀氏私人生活与文学思想以及作者本人生活经历的一本小说。

这本书很特别:首先,它是一部某种程度上应该被称为致敬之作的书;再者,它虽然是小说,但是里面涉及的所有事实部分必须符合真人真事以及真实情境。一切都不是虚构的,但是一切也确实是虚构的。这本薄薄的亚小说里的框架情节是叙述者去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生活过的及其小说中涉及到的不同地点所作的旅行,通过重述另一个时代中的一个真实人物的生活,糅进作者本人现在的生平故事;作者在仔细琢磨后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在生活,思他所思,想他所想,而这个人物不仅仅具有历史意义,也还具有纪念碑式的意义。这得感谢作者身为一个医生所具有的客观谨慎,在对人物的塑造上做得十分成功,还原度极高。

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本作品都是处于鲜为人知的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这个作者是个医生,并不是个职业作家。第二,这本小说于1977年动笔,1980年完稿,在当时的苏联,这本小说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茨普金的这本小说显然不足以成为成为官方出版的候选书目,但是他也没有得以进入当时颇为盛行的莫斯科地下文学圈子,没有寻求非官方的出版渠道,担心被克格勃找麻烦。他完全就是为了“抽屉”写作的,完全为了文学本身而写。其实这是最打动我的地方了:在写作是为了表达的前提下,写而没有发表的希望,对于一个作者来说这是怎样的折磨和信念啊。这本小说最后在国外得以出版,茨普金请1981年获准离境的记者朋友将一部分手稿和照片带出苏联——这位作者为了写这本《巴登夏日》花了多年查阅档案,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有关的地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光顾的地方拍照,最后集成了一本相册,寄到了列宁格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然后这位记者朋友又在两位合众国际社驻莫斯科的记者夫妇帮助之下完成了茨普金的托付。这本小说在1982年3月13日开始连载,而就在开始连载的一周后,茨普金就去世了。

《巴登夏日》是一本怎样的作品呢?自开篇起,小说就采用了双重叙事的手法。时间点定在十二月下旬的一辆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但是时间又同时是1867年的四月中旬,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德累斯顿。《巴登夏日》里的真实世界是在幻觉中推进的,即在始终没有指名道姓的叙述者的位移中穿插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的讲述。他的句子里对话缠绕着描写,描写缠绕着对话,书封上写“一部和萨拉马戈、博尔赫斯、拉什迪和贝克特的作品相媲美的小说”,确实挺有萨拉马戈的风格,但是当时的作者是不可能读过他的作品的,这应该算是他自己的创新。

莫名觉得感动的是当我把这个作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经历交叉着来看的时候。作者列昂尼德·茨普金于1926年出生于一个明斯克的犹太医生家庭。他从1942年开始学医,1947年毕业,先是在一家乡村精神病医院谋职,没在斯大林的反犹运动里遭到迫害,然后到了1957年,他获准和妻儿定居莫斯科,并在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获得了一个病理学领域的职位——看到这段生平的时候我在想他书里写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从西伯利亚的长期流放里回来的时候,那个最黑暗、最低落的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自己患有肺痨和歇斯底里症的第一任妻子,忙着从这个部门跑到那个部门,淅淅沥沥的秋雨让整个城市陷入泥泞,他从这儿跑到那儿,寄各种好言好语的请求书申请允许返回彼得堡,只有回到彼得堡他才能接着写他的书,他的弟弟要去莫斯科,他就跑到火车站去找他,凡是认识的人要去圣彼得堡要去莫斯科的都得去问候一句,就想让他们帮忙问问能不能让自己尽早回去,还得写信请他弟弟一定记得捎带回来一顶帽子给他的妻子。
茨普金的儿女在1977年移民到了美国,茨普金因此被降级到了初级研究员,他的妻子已经离职,夫妻俩少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收入。他每天照常去研究所,但是被禁止进入实验室;没有同事愿意和他共事,因为他是不良分子。他没法另谋出路,申请任何新的职位都得声明他的儿子已经移民到了美国;1979年,茨普金夫妇二人和他的母亲一起提交了移民申请,他等呀等呀,来回地奔波在好几个部门之间,那时候苏联因为阿富汗事件与美国关系恶化,华盛顿方面暂时都不会提供任何优惠为苏联籍的犹太人换取移民许可。《巴登夏日》就是这个时候完成的。到1982年,茨普金去见莫斯科签证处处长,被这样告知:“医生,你永远都不会获准移民的。”看到这些生平的时候我在想他和他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是怎么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神色疲惫地从这里奔波到那里,他们得面对什么样的刁难和冷言冷语,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本来是该备受尊敬的人得怎么样低下头恳求人,是什么样颠簸流离的生活——作者与作者所崇拜的作家的生平交织起来,应该是一种近乎致敬的移情吧。

小说开篇的茨普金离开了莫斯科,到小说三分之二的篇幅时他抵达了列宁格勒,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他已经来了很多次了,他是在朝拜——孤独的朝圣者,就他一个人,拎着箱子,走在寒风里。他来很多次了,最后一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作者一辈子没有离开过苏联,但是他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尽力地想象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欧洲待的四年,拮据的四年,德累斯顿,巴登,巴塞尔,等等等等。他笔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激情不在宗教的虔诚上,不在写作上,而在于他和妻子安娜的相处上。安娜宽厚而有尊严地爱着他,她是作家晚年的精神支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开玩笑说安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一个受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了,唯一一个能忍受他天才的神经质的狂热的人。茨普金在火车上翻着的就是那本安娜的回忆录,他翻着翻着,思绪穿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然后火车到站了,他下车,他知道火车站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住所,但是他先拎着箱子在夜幕里前行,穿过涅瓦大道,走过一个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建筑,圣彼得堡这座神奇的城市里孕育了不止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作家,你转过一个街角就可能遇到一个文学家的灵魂。他到了一个他一直借住的地方,他母亲的好友住在这里。茨普金给她带了香蕉和巧克力,老太太一边温柔地迎接他,铺了沙发让他休息,一边问道:“你还是那么痴迷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第二天早上茨普金就照例地出去游逛,他来列宁格勒很多次了,他端着相机拍下“拉斯科尼科夫的小屋”,“高利贷老太婆的小屋”,“索涅奇卡的小屋”,他下意识地走啊走,终于到了他要朝拜的地方,他正面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离世时候的那幢楼,就是现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展室的氛围如教堂般静谧,费佳的书桌,书柜,他的手稿和打印机,他挂在墙上的西斯廷圣母像,他逝世的时候躺的那张沙发——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天才的伟大的作家的灵魂和一个一百多年后怀着朝圣心情的不知所依的犹太医生相遇了,终于地、再次地相遇了——真孤寂啊。

就这么一本薄薄的小说,有一个曾经存在在这世上、现在也没有离开的作家的思想,还有一位属于一个流离失所的民族、现在也渴望寻求理解的医生的生活。他俩像是两根火柴,“嚓”地一下点亮了,隔着漫长的时光相遇了。就对视的一瞬间的那种感动,就那么一点火星,我从一本小说里看见了他们俩,也看见了两个相隔一百年的时代,就像这点光芒背后被照亮的一片墙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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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14